罗州城与汉墓

自    序

在《罗州城与汉墓》付梓出版之际，作为该报告的发掘者、组织者和整理编写的主要人员，一种如释重负之情自不待言。

《罗州城与汉墓》所收录的是1986 -1994年间为配合地方及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黄冈市博物馆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先后对罗州城址作过的调查、勘探、发掘及周围七个墓地的115座汉墓的发掘资料。

罗州城址作为蕲春县的故城之一，从西汉置县作为县治以后到南宋末年迁治蕲州止，历经1400余年，一直是鄂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在湖北地区是为数不多的。自从在其周围发现、发掘了几片汉墓群，了解到这批墓群与城址是相关联的整体之后，这批考古材料在汉代考古中的意义才更加明确地展现出来。

这部报告的重点内容是汉墓资料。在着手整理时，我们首先久费思忖的是如何确定一个比较新颖的编写体例。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对不同墓地的墓葬资料往往都是采用综合陈述、统一介绍的方法，这样虽有一气呵成的整体感，但总有人为删弃、雕琢资料的嫌疑。在充分听取王红星博士的意见后，我们采用了以墓地为单元，即一个墓地独辟一章，分别叙述，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又统一分期排序、编定型式的体例结构，力图既保证各个墓地资料的完整性，又保证在年代分析上的统一性。我们也认识到这种体例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每个墓地资料中，随葬品型式多有跳跃，缺乏系统性，使读者要通读全书才能了解完整的型式内容。这种体例结构在以往的同类报告中不曾见，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探索与尝试，利弊孰大？尚有待学界评说。

在报告整理的始终，我们就一直企盼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收获，并在如下几方面作了尝试性的探索：

第一，建立鄂东地区汉墓年代分期序列，为建立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汉墓年代序列奠定一些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湖北地区发掘的汉墓，据已发表的资料初步统计有400余座，就目前所刊发的资料看，多为零散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工作仅限于局部的或只对重要的墓葬展开，对于在数量上居于当时社会主体的中小型墓葬，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理性的分析并不多见。《罗州城与汉墓》这部报告对收录的汉墓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期，将77座西汉墓分为三期五段，38座东汉墓分为三期四段，年代上起于西汉初期，止于东汉晚期，基本包括了两汉时代的各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分期，使我们看到罗州城外的这批汉墓是湖北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数量多且自成系列的一批资料。

第二，对这批汉墓进行较仔细的分类。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对墓葬进行等级类别的划分，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的墓葬资料中，对于汉代特别是汉代中小型墓葬进行较为详细而具体的等级的划分则不多。本报告对这批汉墓进行了较细致的分类。报告以墓室面积与结构、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为依据，分别将西汉墓分为三类，东汉墓分为两类，然后以判明了墓主人身份的一批墓葬资料作参照物，一一将这几类墓葬进行定位。这五个类别等次也大体包括了两汉时代鄂东地区社会中下阶层的几个墓类等次，在湖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三，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这批汉墓进行分析研究。

自从学术界提出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要注意分析不同的文化因素之后，这种研究方法已得到普遍运用。这部报告尝试性地对全部的墓葬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在先秦时代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鄂东地区，进入汉代大统一的社会之后，其汉墓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局面在一定阶段内依然存在，而地方性的文化因素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逐渐向大一统的汉文化迈进。

汉代县级城址与城外的墓群，所代表的是汉代社会的基层层面，这个层面在数量上居于当时社会的主体。是故，把握了这个层面的情况，也就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主体。这部报告也就是希望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来把握这个层面，来了解这个主体。坦诚言之，这只是我们的希望与企盼，而因我们“功力”所限，实际效果如何，尚待专家同行评判。

罗州城及周围汉墓的调查、发掘工作除1986年对鲰鱼咀汉墓的发掘外，之后的京九铁路湖北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累计3年有余。使我们难以忘却的是1993年8月的一场大火，使正在考古工地的三名队员的全部家产化为灰烬，我们仅身着一套单衣，回家草草处理之后，又回到工地，摸爬滚打在第一线；进入室内资料整理的5年来，焚膏继晷，清贫苦治，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个中的辛酸，莫能言之；同样使我们不能忘却的是，自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以王红星、魏航空两位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领导，始终都给予了热情支持和指导，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外因，本书稿才得以顺利问世。

我们不敢妄言自己是在为科学事业而献身，只是觉得我们在吃力而踏实地做着一件  自己本应该做的事。作为基层的文物工作者，在到处充满着诱惑的今天，能不为之所动而潜心书案，使这部报告顺利脱稿，应该说是一件聊以自慰的事。

吴晓松  洪  刚

1999年9月2日

于古城黄州